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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庆律师 阎律师,1996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至今23年多的法律工作经验,现为江西仰景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本所团队不断在壮大,专业素养不断在提高,并吸纳了九江多位优秀律师,旨在打造一支专业的律师团队。阎律师特别擅长办理刑事...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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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阎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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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辩护

我国死缓制度研究

我国死缓制度研究

一、死缓制度基础理论概述

(一)死缓制度的发展

现行死缓制度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死刑缓刑”制度。“死刑缓刑”的称谓最早见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1930 年 11 月当时中共中央的第 185 号通知,即《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的办法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对外国人可适用“死刑缓刑”,即判处死刑后缓刑若干时期暂时监禁,缓刑期限无定期。这一政策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对敌斗争策略的性质。1944 年 3 月《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暂行司法制度》进一步规定,对于应判处死刑而认为有可能争取改造者,可判处“死刑保留”,同时并处徒刑或者罚金。死刑保留期间的长短,根据具体情节,可定 1 年到 5 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成果,人民政府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修改意见中指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毛泽东同志集中论述了死缓政策的必要性,他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13]

虽然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未能及时将这一政策通过立法的形式法律化为一项法律制度,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毛泽东提出这一政策后不久即发布了《关于正确执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政策的通报》,因此,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实施了这一刑事政策。党中央在“三反”、“五反”时期认真总结实施死缓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将死缓作为一项刑罚制度正式规定在国家法令之中。1952 年 3 月 31 日政务院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指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均得按情节轻重,宣告缓刑。”1952 年 4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 5 条规定了贪污犯罪自首坦白等四种情形,得从轻或者减轻处刑,或缓刑,或免刑给予行政处分。该《条例》草案还指出:对于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均得酌情予以缓刑。缓刑主要是适用于坦白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犯人。死刑缓刑和无期徒刑缓刑均实行监禁,在监禁和强制劳动中加以考察,并根据其在缓刑期间的表现,决定执行原判或于缓刑期满时予以减刑改判。[14]比较接近现行死缓制度的立法是 1954 年 9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第 10 条(死刑)第 2 款规定的死缓制度,并为后来若干草案所延续。此后一段时间,死缓适用的范围并未明确,直到 1959 年 9 月 17 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在刘少奇主席发表的特赦令中可以看到,死缓制度适用的对象已经扩大到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以及普通刑事犯罪。到 1979 年死缓制度最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43 条第 1款所正式确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1997 年刑法修订,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并删去了“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规定,对于死缓制度的规定,不仅用语规范,而且含义更加确切。从上述历史考察可以验证死缓由政策向法律制度演进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形与质上发生的变化。政治与法律的相通之处无非是统治者即立法者,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与规范语言上的相通;但在一个法治环境下,政治作为权力运作过程与法律作为权力运行规则之间的天壤之别是相当清楚的。因而政策虽可起一时之调整社会之功效,但若不予制度化,则这一功效只会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而且政策本身功利色彩太浓,需要法律制度以公平、正义之理念去平衡功利。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缓制度虽脱胎于昔日的对敌斗争政策,但其政治斗争的意味至今已荡然无存,而其适用对象也从反革命死刑犯、贪污死刑犯扩展及所有死刑犯。从最初的一项政策到被写进基本法律,死缓制度的良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而,长期以来,死缓制度都被视为我国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死缓制度的概念、特征

1.死缓制度的概念

关于死缓的概念,《法学词典》的界定是“死缓(Death Sentence With a Two-Year Reprieve),又称‘死刑缓期执行’。指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即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15]

虽然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制度最早产生于我国 1950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但在刑事法律中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律制度还是在 1979 年刑法典中。我国1979 年刑法第 43 条第 1 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 2 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1997 年修订之后的刑法第 48 条第 1 款基本沿用了 1979 年刑法的规定,只是把原刑法规定的“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予以删除。“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规定,实际上在死缓制度诞生初期就已存在。195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就指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作为一项刑事政策,以上内容浑然一体,正确表达了死缓政策的含义。在现今该刑事政策已上升为专门刑事法律后,新刑法作了这一删改,有利于死缓的含义更加集中。因为“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是判决死缓以后具体执行的内容。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改造,是我国对犯罪人进行再教育的当然措施,对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实际上是对人民法院的死缓判决的执行,是死缓的必然延伸,可以不必在刑法中加以规定。这样,根据刑法规定,死缓的概念可定义为: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 2 年执行的执行死刑的特殊制度。

2.死缓制度的特征

第一,死缓适用的非独立性,即死缓没有适用的独立性,它依附于死刑而存在。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应当判处死刑”,这是基于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等因素而作出的责刑关系的评价结论。但同样是判处死刑,执行方式却有不同。死刑的执行方式分为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种,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仅仅是死刑执行方法上的一个变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绝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或是刑罚的一个幅度或档次。也就是,根据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应当判处死刑。从形式上看,犯罪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符合判处死刑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即符合死罪的法律标准,应当依据该罪相应的法定刑判处死刑;从实质上看,犯罪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犯罪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破坏达到了足以判处死刑的程度,故符合刑法设置死刑的目的。

第二,死缓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适用死缓的结果不确定,经过两年后,有改为无期徒刑或者被执行死刑等可能。虽然论罪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处死的情形。一方面犯罪分子犯有死罪,应当处死;而另一方面根据具体案情,犯罪分子还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或情有可原的理由,使对犯罪分子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第三,对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刑 2 年执行。死缓是一种特殊的死刑判决,其特殊之处正在于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 2 年执行。可以说这是一种附条件的死刑判决,即将死刑的执行放在 2 年以后,这是死缓的实质性特点。

二、死缓制度的立法缺陷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虽然死缓制度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死缓概念用语逻辑矛盾

刑法第 48 条规定:“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 2 年执行。”显而易见,对犯罪分子判处什么样的罪行,课以什么样的刑罚,全依照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 61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那么,之所以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是根据刑法第 48 条和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既然应当判处死刑,理所当然的就要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以此来维护其破坏的社会秩序并实现人们追求的正义,48 条后半部又规定“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不免会给人一种语言逻辑矛盾的感觉,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究竟是剥夺生命还是保留其生命,若是剥夺了其生命,死刑就名副其实,如果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后,没有被剥夺生命,当然与其罪名的严重程度名不符实。此条规定中,“应当判处死刑”和“如果不是立即执行”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此外,既然法院判处犯罪分子死刑,就是在充分考虑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性质、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各方面的基础上才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量刑,才判处犯罪分子死刑的,至于犯罪分子所具有的法定量刑情节,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就已经考虑了,而不是在判处死刑后再查看犯罪分子是否具有法定加重、减轻或者从轻处罚情节,如果法院在判处犯罪分子死刑后再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就会出现重复评价的错误。反之,如果犯罪分子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就表明法院不能判处犯罪分子死刑。因此,“应当判处死刑”和“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两者用语上自相矛盾。 不但如此,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一语的理解差别很大,因为刑法总则和分则中均无明文规定,究竟什么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就由法官裁量了。学界较流行的解释是:(1)虽然罪行极其严重,但还不属于最严重的罪行;(2)行为人犯罪后能够投案自首或者确有立功表现或者确有其他悔罪表现;(3)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不是最主要的;(4)司法机关对个别情节仍然不够清楚,或者仍没有查清个别情节或者个别证据;(5)行为人不具有完全的过错;(6)行为人犯罪在逃,归案前曾经见义勇为或者对国家、人民做出了重大的有益事情,如舍命救火、救人等;(7)处于对行为人年龄、智力和技能等各种情况的理性考虑;(8)因为左邻右舍或者邻村民众内部纠纷,并且有关部门对此纠纷矛盾处理不当,以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引起行为人进行犯罪;(9)由于行为人属于少数民族或者宗教人士或者华侨及侨眷。虽然如此,就是对于同一个量刑情节而言,不同的法院也会因认识的差别而得出差别很大的结论,A 法院可能认定该情节属于不是必须执行,而 B 法院可能认定该情节属于立即执行。司法实务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因而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与刑法明文规定的罪行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同时也会滋生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不良现象。 

(二)死缓制度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合适的地位

死缓在我国法制建设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死缓的功能更加突出,价值更加宝贵。然而,在我国刑罚体系中,自由刑和死刑之间没有一个过渡阶梯,显得刑罚结构不太合理,作为法制与日完备的大国,刑法的建设也是越来越重要,死缓仅作为死刑执行的制度依附于死刑,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社会主义法制要更加健全,凸显社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严格限制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就必最大限度的发挥死缓的作用,故此,就有必要调整死缓在我国刑法中的位置。笔者大胆设想把死缓设为一种刑种,放在无期徒刑后死刑前,作为无期徒刑和死刑的中间过渡阶梯。 

(三)死缓变更的条件极为苛刻

根据我国刑法第 50 条和《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死缓执行的后果有三种:其一,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 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其二,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 年期满以后,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其三,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也就是说,在生与死之间只有一种情形——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只有死路一条。笔者认为,决定生死的这一条件过于苛刻,理由如下: 首先,从死缓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就是为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就是为了最大可能的挽救“病人”,仅仅因为故意犯罪这一个条件就剥夺其生存的权利,显得过于残忍,与社会主义刑罚教育改善的初衷格格不入,既不人道,又失去了死缓设立的意义。 其次,对于故意犯罪,情形也千差万别。第一,故意犯罪只能说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依然存在,但并不能说明主观恶性的大小,比如,罪犯在狱中暴动越狱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致轻伤或者盗窃他人价值 2500 多元的戒指,不言而喻,针对第一种情况而言,罪犯的主观恶性最大,第二种情况下的罪犯主观恶性次之,第三种情况下罪犯的主观恶性最小。对于第一种罪犯执行死刑(剥夺其生命)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对于后两种罪犯如果执行死刑就显得残酷,不人道,特别是最后一种罪犯,仅仅因为占有了别人的财物就被剥夺了宝贵的生命,显得过于残酷无情,而且对于这三种罪犯本身而言,刑法也失去了公正的价值意义。第二,故意犯罪造成的危害程度也是大小不一的,同样是故意犯罪的暴动越狱罪和侮辱罪,前者危害后果当然远远大于后者,对于危害程度不同且相差极大的两种犯罪行为,都科以同样的处罚,就严重的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第三,在故意犯罪中,还有可能是被害人也有过错才形,或者是因为罪犯一时被激怒而再次犯罪,在此情况下对其执行死刑也是极大的不公平。第四,有的故意犯罪,在不同的地区危害程度可能就不同。比如同样是盗窃他人价值 2000 元的财物,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的监狱里或许不算什么危害,但在经济严重落后的地区的监狱里就不同了,或许对罪犯执行死刑,都是在同一个国家,都是犯了同样的罪行,刑罚的结果却是天壤之别,公正、正义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从古希腊神话创造了正义女神狄凯开始,人们一直在追求和探索正义。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虽然正义的理解和诠释多种多样,但正义的实现总是具体的,并通过各种客观规范来为其保驾护航,刑罚作为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应义不容辞的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在民主国家,法律的创设是为了在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正义,刑罚的存在是为了保障这些“分配正义”的实现。理性的运用刑罚权,来实现正义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刑罚权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如果在这三个阶段过程中实现了正义, 那么刑罚的正义就随之实现了。因为,刑罚创制的过程中,是以法条形式表现静态的公平正义。也即只有实现了静态的公平正义才能实现动态意义上公平正义。而量刑和行刑恰恰是实现动态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的关键。因为,仅有静态的法条并不能必然的实现现实生活的公平正义。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正是寄托于量刑和行刑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因为危害后果远远小于应判处死刑的故意犯罪就被科以剥夺生命的惩罚,人们寄托于法律中的公平正义从何实现呢?司法权威的理念从何谈起呢?司法活动是主持社会公道伸张社会正义的最后手段,它的权威应该最大。司法越具有威信和尊严,表明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突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司法愈来愈权威,我们距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愈近。

(四)考验期满后才确定行为人有重大立功的立法缺失

对于死缓犯确有重大立功的,2 年期满后减为 25 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 68 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结合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解释,可以看出,对于犯罪分子的重大立功表现,需要等到所揭露的案件查证属实后,方可对提供线索的罪犯进行确认其立功表现,司法机关并非在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时就对其行为确认是立功表现。这在实践中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果犯罪分子在死缓两年考验期内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提供了重要线索,司法机关是在两年期满后才查证属实或者侦破了案件,那么,对于揭发者或者提供重要线索者的减刑如何处理呢?或者说如果揭发者(或提供线索者)在两年期满后已经减为无期徒刑并行刑一段时间后,司法机关才查清其揭发的案件或提供的线索是真实的,那么,如何处理立功者在案件查清以前并执行无期徒刑的刑期呢?对于这些,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常有的现象。

三、死缓制度的立法完善

众所周知,“慎刑”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死缓制度就是“慎刑”思想的一个结晶,死缓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到实践、再认识的扬弃过程。司法实践有力的表明,死缓制度正在被司法机关广泛的适用,较好地体现了我们国家“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起到了限制死刑和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实际作用。可以预见,最终废除死刑将成为世界刑罚文化中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死刑也是目前一些国家实际发展的需要和选择。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特色的刑罚制度不但限制了死刑,而且最终也是废除死刑的一个有效的过渡。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健全法制文明建设,就死刑刑罚而言,不得不充分发挥死缓的价值功效,要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价值功效,我们就必须解决死缓制度存在的局限性和异化性,解决死缓制度存在的局限性和异化性就必须有赖于此制度每个细节的重新打磨和再度创新。①根据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死缓制度: 

  

(一)明确确立死缓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

恰如英国的丹宁勋爵所言:“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滞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事情将继续前进。”德国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也曾经说过:“对于我们这些法律职业人而言,最难做的事情是:既要对我们的志业有所信仰、但又同时在我们本质的无论哪一个极深的层次上不断地对此加以审问。”前文已经讨论了我国的死缓制度名不符实,然而,其重要作用日益剧增,在刑法中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仅仅作为死刑的执行制度附属与刑罚体系死刑名下。另外,由于在无期徒刑后是死刑,而大多死刑犯在目前形势下都被判为缓期执行,结果大都保存了生命回归社会,这就显得刑罚轻重排列不尽科学,在此,把死缓作为一种刑种放在无期徒刑后死刑前,即我国是刑罚体系主刑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刑(笔者设想的)、死刑。 相应地,在刑罚体系中,可以规定死缓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刑只适用于在死刑缓刑执行中又故意犯罪,且所犯新罪应判处 5 年以上刑罚者。这样设置的好处是由无期徒刑到死刑中间的天堑架设了过渡的桥梁,同时,也为长远的废除死刑的宏伟目标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行为人在死缓考验期内又故意犯罪的,所犯之罪被判处 5 年以上者(宣告刑),执行死刑;所犯之罪被判处 5 年以下者,延长其考验期,需要延长的考验期应当与其被判处的所犯新罪的刑期相同。比如,行为人所犯新罪被判处3 年有期徒刑,那么他的考验期就应当延长 3 年。同样,如果行为人仅有过失犯罪,司法机关仍然对该罪量刑,但考虑到行为人是在缓刑考验期间内的过失犯罪,其主观恶性相对小些,所以,对该行为人延长的考验期就应该与对该罪获得的刑期相一致,譬如,该行为人因过失犯罪获刑 3 年有期徒刑,那么,对该行为人的考验期应该延长 3 年,在此考验期限内若有重大立功,同样可以得到减刑。这样就避免了原来刑法第 50 条规定的在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被判死刑的弊端,使死缓发挥刑罚的价值,以教育预防为主要目的,兼顾报应,正如法国著名的法学家、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塞尔所言:“社会防卫的本质在于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使之回归社会。国家担负着拯救罪犯、把罪犯改造成为能够重新适应社会生活的新人的义务,这是最高尚的人道主义。”①

 

(二)科学设定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

我国《刑法》第 50 条规定死缓犯在考验期内的不同表现,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即执行死刑、无期徒刑、25 年有期徒刑。由于规定的不严紧,造成了一些疏漏有待立法加以弥补,这也是理论界对死缓制度讨论最热烈的焦点之一。要实现死缓制度的价值,发挥其效用,就有必要对死缓执行制度重新定位。如前文所述,把“故意犯罪”当作死刑立即执行的唯一条件,过于苛刻。因为故意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各有不同,情况也千差万别,有学者建议对故意犯罪进行限制。对于死缓犯在考验期内犯应当判处5 年以上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严重故意犯罪,对于应当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较轻故意犯罪,在缓刑期满时改判为无期徒刑或者 30 年有期徒刑。②有学者主张将此处的故意犯罪限制在 3 年以上(不包括 3 年),其理由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 3 年以上的故意犯罪一般属于危害较严重的罪行,被判处 3 年以下的故意犯罪,一般属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都不太严重的犯罪。①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从死缓制度设立的立法宗旨来看,死缓制度的适用正是立足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本着少杀慎杀的“慎刑”思想,凸显我国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基于这些丰富的本质内涵才使得死缓制度的存在蓬勃生机,所以,对于死缓犯在考验期内犯应判处 5 年以上(包括 5 年)刑罚者执行死刑,就显得人道,符合死缓的宗旨。另外,这样做也解决了程序上的不公正的弊端,正如前文所说,故意犯罪中有的属于亲告罪,被害人没有告诉而司法机关就查证,不免违背了司法的原则,又因一般亲告罪属于危害不大的犯罪,将此种犯罪者延长考验期就避免了程序上的不公正。而对于应判处 5 年以下的死缓犯,可以相应地延长其考验期,通过此办法既判处了其刑罚,又给犯罪分子重新生存的机会。死缓的人道性得以进一步体现。 

(三)因过失犯罪而延长死缓考验期

死缓犯在考验期内若有过失犯罪,不得减为无期徒刑,而应当相应地延长考验期,这样就克服了以下缺陷:行为人没有故意犯罪,但有过失犯罪,照样得到减刑。另一方面,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是“在考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虽然在司法实践上很容易操作,但也很容易带来问题,如死缓犯没有故意犯罪而出现了过失犯罪照样减刑的不公平结果,降低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死缓犯在缓刑考验期内的内在的主观思想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科学的考量死缓犯的表现,即确实悔改(没有过失犯罪)加上外在的行为改造表现(没有故意犯罪),简言之,就是死缓犯在考验期内既没有过失犯罪也没有故意犯罪的,考验期满后,都应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这两个条件就是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很值得借鉴,因为这与一般减刑的条件相一致,不但恰如其分地区分开了无悔罪表现或者有过失犯罪的情形,而且这也与考验期延长制度有效地衔接起来,有力的解决了先前的死缓犯不同表现反而得到同种待遇(都减为无期徒刑)的不公平问题。如此一来,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正义再次得到合理地分配,公平再次得到尊重,刑法的价值再次得到了实现。 

(四)科学对待考验期满后才确定的死缓犯的立功表现

如果行为人的重大立功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得以确认,并且行为人已经被减刑为无期徒刑服刑一定期限,司法机关应当重新认定,考虑将其判处 25 年有期徒刑,并将行为人原来在判处无期徒刑后执行的刑期计算在内,比如,行为人在缓刑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当服刑 3 年期满时才确定其在缓刑考验期内的立功为重大立功。这时,司法机关就应该重新认定,先考虑将行为人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然后将 25 年减去已经服刑的 3 年刑期,最终,该行为人还应该服刑 22 年。若该罪犯符合减刑条件,还应当依法给予减刑。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在行刑阶段,对确有立功表现的死缓犯正确分配正义,既体现的了刑法的报应主义实现刑法的正义价值,同时又遵循刑法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刑法的保障机能。宽严相济的方针始终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发挥刑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有的功能。

 

 

 

 

 

 结 论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法治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改进、重构和理性选择。作为法制文明之一的刑法同样也面临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刑法中的死刑在世界刑罚轻刑化思想主流文化的冲击下显得前途渺茫,可以大胆的说死刑的废除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的必然,只是迟早的问题。就目前的客观情况而言,我国不能盲目的立即废除死刑,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凸显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无疑,死缓制度最能承担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充分发挥死缓制度限制死刑适用的终极目标,逐步改进和完善死缓制度,为达到刑法的两大机能注入新的活力。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其中对死缓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使得修改后的死缓制度比原来更具优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立法缺失,要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应有价值,我们不能停留在现有的立法现状,需要对其中的立法缺失加以细心仔细的打磨和雕刻,使死缓制度彻底的起到限制死刑的作用,发挥作为废除死刑的一个过渡措施。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反思死缓制度的缺失并加以完善,恰如英国的丹宁勋爵所言:“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滞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事情将继续前进。”德国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也曾经说过:“对于我们这些法律职业人而言,最难做的事情是:既要对我们的志业有所信仰、但又同时在我们本质的无论哪一个极深的层次上不断地对此加以审问。”本文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探讨死缓制度立法上及其司法实践上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并斗胆构想改进完善死缓制度的一些建议,笔者仅以此坦诚的奉献给读者,以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相信完善的死缓制度发挥理想作用的那一天就在不远的前方,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翘首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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